真正值得奇怪的倒是有人明知改革开放有失误却不愿意别人说，以美遮丑。

黄：人的基因里确实有一种动物的本能，像蚂蚁、松鼠一样为未来储存物资。五是尽量去做一些利社会的事，我在英国，在香港、台北地区都长时间没有汽车，走路、坐公车，必要时才坐计程车，而并没有很大的不便。

她的理论至少对我来说是对的，我这个留级两次的孩子也还能读到博士毕业(东方的教育方法，往往失之太过严格、呆板与填鸭。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《南》：您在解释东亚快乐鸿沟的原因时，归结为高生产高消费，竞争太强，教育压力，过分强调大同、秩序等。三是看得开，不开心的事从来不想很久。妈妈常说，孩子得等他们自己愿意读书才有办法。对这样的问题，公共政策应该介入，即使西方最自由的国家也介入了。

人与人都在竞争，比着多赚钱，多消费，买更好的汽车，更大的豪宅。所以，在选择工作时，除了薪水，你还要考虑兴趣，考虑是否离家太远，工作时间是否太长。笔者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论证，至少应该征收等于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的税，而这是比较容易估计的，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。

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温饱之后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影响一个人快乐水平的是相对收入或消费。但是，在已经实现温饱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那些就长期和全社会而言对快乐更加重要的环保、科技、卫生保健、教育等问题。■作者为澳大利亚蒙纳士（Monash）大学经济系教授 进入 黄有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快乐经济学 。传统经济学分析强调税收的反激励效应（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），认为税收有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。

但是，当全社会的收入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时，不但你自己的收入增加，其他人的收入也提高了。部分到现在还不承认空气污染、全球暖化等环保问题的严重性的经济学者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，就是被那种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意识形态所迷惑。

大众传媒巨头默多克也表示，即使还未能完全确定，但也应该把存疑的利益留给地球。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增加快乐。而适当地采取税收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。加上人际竞争与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，人们会牺牲健康、快乐甚至生命等更重要的东西来拼命赚钱。

其实，一般的收入税或消费税，即使不考虑平等因素，单单从效率上而言，实际上是可以起到纠正作用的。对个人而言，比较有钱的人的平均快乐水平，比收入中等的人和比较穷的人略为高一些——当然，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。温饱之后，重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，是很自然的。近两三个月来，不但英国皇家学会宣称，人类经济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已经是和地心吸力、进化论同样肯定的事实，连商界名人也出来强调环保的重要。

总之，当一个人在挨饿时，可能会说他宁愿毒死不愿饿死。如果只是某一个工厂必须支付污染税，则其负担很重，可能必须关门。

例如，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捐款30亿美元，来防止全球变暖及其他环境问题。由于相对收入效应的存在，一个人（尤其是富人）的收入或消费的增加会降低其他人的快乐水平，产生了负的外部性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适当征税。

不过，如果全世界各国，如果所有造成大量污染的生产与消费都必须付污染税，则市场会通过价格的调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自身的调整，使得绝大多数工厂还能继续生产，而且污染税的收入可以用来进行环保投资，人们甚至可能转而去做环境保护的工作。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增加快乐？衣食足而知礼义。第二，像松鼠、老鼠等动物一样，人类也有累积的本能。有人认为，针对污染的边际危害的税率应该是多少，很难估计。这在竞争性极强、物质主义盛行的东亚各国，尤其是中国，更加明显。而如果地球的生态环境没有被我们过度破坏，100年后，我们的子孙的人均实际收入，也会是我们现在的五六倍（如果以对环保负责的速度发展）或七八倍（如果以对环保不负责任的速度发展，并假定没有发展停滞乃至中途灭亡）。

然而，对全社会而言，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倍增加，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。比如，不少环境科学家认为，如果不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，一旦排放量越过临界点，全球变暖的影响可能就无法逆转，会给人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。

如果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必须减少污染，其成本也可能很大。其实，有效率地处理污染问题，对其征收等于污染的边际危害的税，并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。

聪明的读者们，你们是愿意子孙们有安全健康的生存环境，只有我们五六倍的人均实际收入，还是为了达到七八倍的收入，而冒着使人类灭亡，子孙们根本没有机会出生的危险呢？我相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有钱的人比较快乐，是因为收入比其他人高。

怎样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增进人们的长期快乐？这是当今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世界银行专家Easterly曾经分析得出，约有一半以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随着经济增长上升，但也约有略少于一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下降。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。因此，快乐水平不会有显著增加

一个是旧的经济发展方式，就是用资源投入和出口来驱动的这种发展方式要转变，要舍弃这种方式，最重要的就是政府需转变思路。很多重要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政企不分，阻碍了创新，阻碍了一些新技术、高技术的产业化。

但我们服务业发展缓慢，很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比起制造业要求的制度环境高得多，而我们这方面制度环境不够好，尤其是法制环境不够好。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通过出口导向的政策，就和世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了。

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越位的地方，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，而且把GDP的增速作为政绩的主要的标志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体系。

从2003年开始，中国人民银行用货币收购的美元越来越多。于是，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提高。占我国出口20%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，我们的出口就会受影响。中国经济一个总的方向，按照十一五规划，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，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。

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，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使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根本的转变。早在2006年7月，50人经济论坛田横岛会议上就认为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、外汇汇率形成机制不做调整，一定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。

所以总体来说，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，有赖于改革的推进。中国一方面有一些高能耗、高污染的行业肯定要淘汰，另一方面应该发展出新增长点，高附加值、高效率的产业，但是这种产业的发展现在看来也太缓慢。

当危机爆发以后，我们要考虑怎样对待时，就一定要考虑自身体系中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。可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非常顺利，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。